《雙虞壺齋印存》
[清]吳式芬 輯藏 [清]吳重熹 編刊
ISBN 978-7-5508-3368-5
32開
定價 人民幣150元
清代金石之學蔚然成風，山左地區尤熾，古璽印逐漸成為金石收藏的大宗。晚清齊魯地區的古印收藏家中，以陳介祺、吳式芬兩家藏品最稱宏富。吳式芬家族所藏璽印，輯為《雙虞壺齋印存》。
吳式芬（1796—1856），字子苾，號誦孫（頌孫），山東海豐（今無棣）人。清道光二年（1822）中舉，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成進士，翌年散館授編修，歷任江西南安、建昌知府，廣西右江道兼署按察使，河南按察使，河南、直隸、貴州、陝西布政使，陝西按察使，浙江學政等職，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。
吳式芬長於音韻訓詁之學，工詩文，精鑒賞，富收藏，為清代後期著名金石學家。其金石學著作有《攈古錄》《金石匯目分編》《輿地金石目錄》《江西金石存佚總目》《陶嘉書屋泥封目次》《陶嘉書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》《漢封泥考》等，多未刊行。
吳式芬出身世家，家學淵源，自幼即好金石文字，「雙虞壺齋」之得名即因吳氏家藏一對西周晚期虞司寇壺。吳母查氏的祖父查禮官至湖北巡撫，嗜金石篆刻，蒐羅古印數百方。查氏父親，即吳式芬外祖父查淳（篆仙）擅書法、篆刻，其於嘉慶四年（1799）集兩世所藏為《銅鼓書堂藏印》，並請翁方綱、王文治作序，是乾嘉時期重要的古銅印譜。
在這樣的家學熏染之下，吳式芬對金石情有獨鍾，不僅在宦旅之余廣為羅致，更結交了何紹基、龔自珍、陳介祺、許瀚、吳榮光、劉喜海等金石同道，切磋探討。吳榮光的《筠清館金石文字》與陳介祺的《簠齋印集》等金石名著，吳式芬均參與校訂。吳式芬與濰縣陳介祺相交最契，次子吳重熹（仲飴）娶陳氏之女，締結金石姻緣，傳為佳話。
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的輯藏正處於清中葉以後金石收藏的全盛時期，此書在清代金石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和藝術價值。羅振玉評曰：「予嘗評騭諸家譜集，自以陳氏《印舉》為最博；而語其精，則以《雙虞壺齋譜》為冠。」（《澂秋館印存序》）清代古印譜中，此譜以審訂精嚴、分類詳盡為特徵，代表了當時印學研究的較高水平。其後，羅福頤在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（稿本）》中亦稱：「其分數頗詳盡，為近世作銅印譜者所宗。」又在《印譜考》中列舉其分類：
《雙虞壺齋印存》八卷，海豐吳式芬子苾藏。每葉印六枚，前無序目。籤條分古璽、官印、古朱文、玉印、牙印、瓦印、姓名、姓名名、姓名印、姓名名印、姓名之印、姓名私印、姓名印信、姓氏名名、姓名字、復姓、一字、闌文二字、闌文三字、闌文四字、殳篆、朱文、朱白文、長方印、圓印、長圓印、六面印、子母孫印、子母印、母印、子印、二面印、閒文、吉語、鬥檢、花紋卅六類。
筆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，中國古代的印譜往往帶有「稿本」的性質，即使是同一作者（編者）、同一名稱的印譜，其內容也並不完全相同。吳氏藏印曾多次鈐拓，故《雙虞壺齋印存》實際存在諸多不同的版本，而無論哪一種版本，都沒有序跋、目錄，這就對印譜版本的鑒別和成書過程的研究造成許多困難。
根據筆者知見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的版本特徵，大體可以分為三類：
第一類可稱為「篆體不分卷本」（習稱「陳州本」），多為八冊。粗黑版框，半框尺寸縱十八點五釐米，橫十三釐米，四周單邊，書口上端篆書「雙虞壺齋印存」。每冊首行題「雙虞壺齋印存」，次行書「海豐吳式芬子苾考藏」，皆為小篆。正文每葉三行，每行分上下兩部分，共六格，上端正方格鈐印，下端長方格留空，或許是為書寫或套印考釋文字所預留。正文每葉一至三印，一般以三印為主，子母印、兩面印、多面印則依次多錄。
第二類為「仿宋體八卷本」（習稱「福州本」），多為八冊或十六冊。半框尺寸縱十八點九釐米，橫十一點三釐米，四周單邊，粗黑版框（比「篆體不分卷本」略粗），同向雙黑魚尾，無界格。書口上端有小篆「雙虞壺齋印存」，下標卷次。卷首題「雙虞壺齋印存」並卷次，次行書「海豐吳式芬子苾考藏」，皆為宋體楷書。正文單面鈐印，一般每葉一至兩印。
第三類可歸為「其他散見版本」。如「十鍾山房印舉本」，亦不分卷，扉頁書「雙虞壺齋印存，海豐吳式芬考藏」（篆體，分題正反兩面），書口上端印「十鍾山房印舉」，下端印「簠齋藏古之一」，實為沿用十鍾山房印箋紙鈐拓。再如「亞字版框本」，多為六冊，不分卷。雕版刷印藍綠色「亞」字形框，首頁題「雙虞壺齋印存」「海豐吳式芬鑒藏」，皆為隸書。此外，還有吳重熹孫保鍇（次衡）所輯《海豐吳氏雙虞壺齋印存（譜）》（習稱「天津本」）等衍生版本，為晚出者，茲不贅述。
前兩類版本成書時間為早，且存世略多。1940年，王懿榮幼子崇煥（漢章）曾以娛堪老人署名作《印林清話》，將第一種版本的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稱為「陳州本」，第二種為「福州本」，並述其成書過程甚詳：
閣學之子仲飴中丞重熹守陳州時，曾印木板黑匡之本，鈐成印譜五十部，分貽同好，未幾即罄。後由蘇臬調閩省時，又有上海鴻寶書局石印細匡之本。在閩由中丞之子闐生都轉崶、稼生太守豳兄弟手打百部。前者為陳州本，後者為福州本。上海西泠印社曾據福州本影印行世。
此間透露出的消息，對探考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的成書時間與經過十分重要。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的成書時間一直眾說紛紜，以往著錄時多以羅福頤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所記「清道光間鈐印本」為依據，從者有王敦化等人。但後來羅氏又將成書時間改定為同治初年，張魯庵亦認為是同治年間所輯。日人橫田實在《中國印譜解題》中將時間推定為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實無準確依據，卻影響最廣。由《印林清話》可知，《雙虞壺齋印存》所收雖系吳式芬藏印，但正式鈐輯成譜時吳式芬已過世，真正的刊行者乃其子吳重熹，這一情況正與《封泥考略》類似。基於以上原因，筆者認為《雙虞壺齋印存》一書署名「吳式芬考藏、吳重熹輯」更為準確。
據翁大年記載，吳式芬生前輯有《陶嘉書屋藏印》，然流傳極稀，當系供同好間欣賞研究的「稿本」。他逝於咸豐六年（1856），故《雙虞壺齋印存》初次鈐輯絕非出於其手，而是吳重熹任陳州知府期間輯成。結合陳介祺借吳氏藏印鈐輯《十鍾山房印舉》（癸未本）的時間下限，可知「篆體不分卷本」的成書時間在光緒十年（1884） 至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之間（「十鍾山房印舉本」成書時間亦在此際）。「仿宋體八卷本」成書則又在「篆體不分卷本」之後，是由吳重熹之子崶、豳二人主持鈐拓的，但這一版已非雕版刷印，而是採用石印的方法印製版框，與《封泥考略》（1904年刊行）版框最接近。成書時間為吳重熹在閩任職之際，即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前後。
羅福頤曾稱賞：「至譜中諸印則選擇至精，尤為有清一代銅印印譜之冠。蓋吳氏以鑒別古彝器之法，以甄選古銅印，宜乎得超上乘。」當為的論。他還提出《雙虞壺齋印存》首次將古璽官印列於秦漢印之前，這種編排方式為後世印譜所從，代表了當時對古璽認識的進步。然據《雙虞壺齋印存》正式成書的時間來看，這一觀點實待商榷。但《雙虞壺齋印存》的分類排列方法明顯帶有《銅鼓書堂藏印》的遺痕，可能正是因吳重熹繼承了吳式芬的輯譜思想。
《雙虞壺齋印存》收錄古璽、官印的數量不少，頗有僅見之異品，私印也多為精品，不僅有助於考證職官、地理，同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，值得篆刻愛好者取法借鑒。
需要說明的是，雖然各種版本《雙虞壺齋印存》所錄印章數量不同，但總體出入不大，大多在一千枚以上。藏印的來源，絕大部分為吳式芬親自購藏，也有部分為吳氏後人續購。吳式芬曾在河南、陝西任職，兩地素為金石淵藪，羅振玉認為吳氏藏印「出於宦游其地」，頗有見地。此外，據王克盟考證，吳氏藏印還有少量來自宛平查氏銅鼓書堂與王轂（蓮湖）舊藏等，但比重很小。
吳式芬藏印在同治年間曾由陳介祺借拓，輯入《十鍾山房印舉》，後歸還吳重熹。1940年，吳氏後人將藏印售與天津周叔弢，20世紀50年代經羅福頤手由國家文化部文物處收藏，今歸北京故宮博物院，散失數量甚微，可謂印林幸事。
「保存金石，研究印學」是西泠印社的百年傳統。方今照相、印刷技術先進，以往秘閣深藏的諸多印學文獻，能夠以原貌化身流傳，供研究學習之用，正是我輩福祉。
本次出版《雙虞壺齋印存》，系以嘉樹堂陳郁先生所藏早期「篆體不分卷本」（八冊）為底本，重新編排，高清影印，可謂僅下真跡一等。茲參考學術界較新的研究成果，略述原委，以為弁言。
